第四百二十章 战前分析(2/4)

个重要的位置。文强明面上是冀察战区参谋处处长,实际上还有一个职务,就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。郑卫国明知道这个人有问题,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答应下来,只是始终不肯给他实权。目前的战区参谋处实际是个摆设,实际工作均由第四十一集团军参谋处来完成的。

见文强突然打断自己的发言,周参谋长有些不满地问道:“文处长,你有什么话讲?”

文强拧着脖子质问道:“参谋长,为什么这些情况我堂堂参谋处长竟然毫不知情?这是对军委会任命的公然违背。我要抗议!”

周参谋长哂笑道:“这种事情你还好意思问我?你每天只顾着军统的那一摊子事儿,参谋处的工作我只能交给别人来完成!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全局的工作吧!”

文强脸色微红,强辩道:“从来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,两眼一抹黑,叫我怎么去搞?郑总司令,趁着今天大伙儿都在,您得给我主持公道。”

郑卫国问道:“你想要什么公道?”

文强不顾张文白跟他使眼色,径直说道:“现在的战区参谋处就是一个空架子,我要求恢复参谋处的功能和权威,下属各集团军、军区、师管区必须直接向我处汇报工作。接受我部的命令!”

郑卫国回答说:“我也不妨告诉你。这不可能。”又解释说:“原因有两个,第一,冀察战区还轮不到军统来指画脚;第二,你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军队工作过了。战区参谋处长位高权重。我得向三十多万弟兄负责。不能让你胡来!”

文强是什么人,在功德林关了二十多年也没低过头,坚决不肯写悔过书。还叫嚣道:“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,毛zd是我表哥,朱d是我上级,周el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,林飙是我部下,刘绍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。如果说我错了,那也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,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,我不写!”

这样的人哪里是三言两语能说服的?听郑卫国这么直白地回绝,文强是又羞又恼,竟然一把推开椅子,直接摔门而去,就连张文白副总司令和康泽主任在后面连声叫唤也没搭理。

张文白恼火了一阵,又不得不圆场道:“总座,您别生气!明天我让念观(文强的字)亲自来向您赔罪!”

郑卫国笑道:“我生什么气?你回去告诉文念观,以后的军事会议他就不用来了!”又问道:“参谋处副处长蔡文治到了吗?”

蔡文治唰得一声站了起来,双正靠拢,立正道:“卑职在!”

这位副处长字定武,是常凯申布下的另一枚棋子,同时也是**中少有的人才。他是湖北黄冈人,林飙的老乡,出身于一个书宦世家。祖父为清末举人,所以家里颇富有,接受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。

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,蔡文治到鄂军夏斗寅(就是发动马日事变的那个家伙)部任文书,后奉派陪夏公子读书远赴东瀛,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入学没多久,恰逢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日军侵入东北,乃愤而回国。国民政府为优待这批归国学生,特批可以不经考试,直接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,毕业后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,先后任初、中级军官。

1935年,蔡文治由十三师选送,进入由由常凯申兼任校长的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。1937年毕业后,因为成绩优异,被越级选任大本营(后改称军事委员会)第一部上校科长。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岗位。虽官职不高,但是身在中枢,经常有会出席那些由常凯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。

在几次会议中,因其见解独到,说理分明为常凯申所注意,并破格提升他为少将科长,后又升任处长。在著名的“台儿庄战役”中,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,做出的建议和计划,得到常凯申重视,因而成为黄埔同学中崭露头角的人物。

更为难得的是蔡文治还是那种“学习型”的将领。这一类人开始可能限于所受教育以及眼界等原因,才能一般,不算太引人瞩目,但随着不断地自我学习和提升,其能力和水平还会继续上涨,后劲十足。

历史上蔡文治就自学一口流利的英语,在当时的中美关系协调和高层军事交流中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,为常凯申所宠信。1943年,美、中、英三大国在开罗召开会议,蔡文治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与会。后又带职进入美国参谋大学受训一年,结业后调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三处处长,参与中、英、美、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。后经美方推荐。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。看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。

不过这样的实干型将领在裙带关系复杂的**是很施展自身才华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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